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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郑成功厦门抗清（第1页）

顺治十二年（1655年）深秋，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站在日光岩上，望着港湾里正在检修的战船，手里的望远镜（当时称“千里镜”）镜片映出他棱角分明的脸。三天前，清廷派来了新的招降使，带着“靖海将军”的印信和一箱黄金，条件是“剃发登岸，永镇泉州”。

“黄金留着给清使当棺材本吧。”郑成功把望远镜往腰间一挂，转身对身后的陈永华（就是《鹿鼎记》里陈近南的原型）说，“通知各营，明日卯时（早晨五点至七点）操练，用新造的‘龙熕（gōng，重型火炮）’试射，让对面的清军听听动静。”

此时的厦门，早已不是普通的海岛。自从顺治七年（1650年）郑成功从族叔郑彩手里夺回这座岛屿，这里就成了南明在东南沿海的最后堡垒。港湾里停泊着三百多艘战船，最大的“中军船”能载三百士兵，甲板上的大炮能打到十里外；岸上的演武场里，士兵们正在练习“铁人阵”——这些头戴铁盔、身披铁甲的精锐，能顶着箭雨冲锋，是郑成功的杀手锏。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姓爷”，心里有多纠结。他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末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后来降清被软禁；母亲田川松是日本人，在泉州城破时自杀身亡。崇祯赐他“朱”姓（故称“国姓爷”），隆武帝封他“忠孝伯”，可他既不能“忠”于降清的父亲，又没能“孝”于殉难的母亲。每次站在母亲的衣冠冢前，他都会摸着腰间的佩剑自语：“娘，儿子一定把鞑子赶出中原。”

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清军的“围剿”来了。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率泰率领两万水陆大军，声称“踏平厦门”。清军的战船黑压压地从泉州湾杀来，打头的是几十艘装着“大将军炮”的巨舰。

郑成功站在旗舰“金龙船”的指挥台上，手里的令旗一挥：“放漂！”只见港湾里突然浮起无数捆干柴，上面浇了桐油，被火点燃后，顺着潮水往清军船队漂去。清军的战船挤在一起，躲闪不及，顿时燃成一片火海，惨叫声和爆炸声混在一起，连海风都带着焦糊味。

“第一队，出击！”郑成功的令旗指向清军左翼。几十艘小型“快船”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这些船只有丈余长，却跑得飞快，船上的士兵顶着盾牌，靠近清军战船就往上面扔火罐、射火箭。有艘快船甚至直接撞上清军的指挥舰，士兵们跳上去砍断了桅杆，吓得耿继茂换乘小船才保住性命。

这场海战从清晨打到黄昏，清军损失了七十多艘战船，死伤过半，只能狼狈退回泉州。郑成功站在甲板上，望着夕阳下的海面，却没有丝毫笑意——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清廷不会善罢甘休，而厦门的粮食和弹药，已经不多了。

为了支撑抗清，郑成功把厦门变成了“海上贸易站”。他派船队去日本、暹罗（今泰国）、越南做生意，用瓷器、丝绸换回硫磺、铁器和粮食。鼓浪屿的码头每天都停满了各国商船，有戴斗笠的日本商人，有缠头巾的波斯商人，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荷兰人——这些人一边跟郑成功做生意，一边偷偷向清廷通报消息，郑成功心里清楚，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换到货，让他们说去。”

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颁布“迁海令”，规定“寸板不许下海”，沿海百姓全部内迁三十里，敢有留在海边的，格杀勿论。这招釜底抽薪差点断了郑成功的活路——渔民被赶走，没人提供鱼获；商人不敢来，贸易中断；连岛上的水井都开始干涸，因为海水倒灌了。

有天夜里，陈永华来报：“国姓爷，城西的百姓快断粮了，有老人开始吃观音土。”郑成功沉默了半天，让人打开粮仓，把最后储备的大米分了出去。他对陈永华说：“百姓跟着我受苦了，咱们不能让他们寒心。”第二天，他亲自带着士兵去挖井，手上磨出了血泡，百姓们见了，纷纷拿着工具来帮忙，连孩子都提着水桶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