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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伤永难抚平（第2页）

卡瓦诺：不是。

格雷厄姆：这是一场噩梦。

在格雷厄姆看来，为了得到一个代表美国最高道德权威的位置，让一个处在卡瓦诺这种地位的男人不得不去回应严肃可信的性侵指控，并且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实在是可恶，甚至可笑。上面对话中格雷厄姆表达的观点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大家同情自己，卡瓦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格外肆无忌惮。格雷厄姆对福特及其家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同情，虽然他在口头上也表示，她在这个过程中（指民主党人为了政治利益企图败坏卡瓦诺的名声）和卡瓦诺“一样是受害者”。格雷厄姆后来在《福克斯新闻》上谴责说：“福特小姐有她自己的问题，毁掉卡瓦诺法官的生活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6

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似乎让格雷厄姆认为卡瓦诺是整个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让一个像卡瓦诺这样的男人无法得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就等于毁了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让他失去一个机会。7 宣扬这种论调、对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进行中伤的，不仅仅是林赛·格雷厄姆这样的男性，还有很多是女性，包括其他议员、记者和非专业人士。8

说到底，卡瓦诺案突出表现了厌女症若干方面的本质和功能。我在我的前一本书《不只是厌女》里指出，厌女症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强烈仇恨心理，而应该理解成父权制（patriarchy）在“执法”层面的分支—一个用来监督和执行性别规范和期望的制度，让女性相比其他因素，更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到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9 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所遭受的性侵（我郑重声明，关于这件事，我相信她）完全符合这种描写，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遭受这种侵犯。10此外，厌女症是人们在女性破坏了性别“法律和秩序”时所做出的典型反应（虽然不能说绝无例外）。福特因为指控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侵犯自己而受到辱骂和死亡威胁，就是这种惩罚的典型例子。11

总的来说，我觉得厌女症有点像为了让狗乖乖待在电子防护栏内而戴的电击项圈，这种隐形的防护栏在郊区越来越普遍。厌女症肯定会造成痛苦，而且经常造成痛苦。就算有些时候厌女症没有直接伤害某个人，它还是会阻止女性去冒险打破边界。如果我们偏离常态或犯错，我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12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福特站出来作证是多么勇敢。

相对于厌女症，我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它是指那些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的看法、观点和假设—包括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以及在那些历来都是男性拥有权力和权威的领域内，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厌女症，而不是性别歧视，但这两者总是共同发力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厌女行为的人不一定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布雷特·卡瓦诺在面对不当性行为的控诉时为自己辩护，其理由是他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女性员工，但这根本不能成为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13 男人可以相信女人有胜任法律、商业或政治领域工作的智力，所以愿意让她作为下属在这个领域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仍然对她或其他女性施加厌女行为—比如性侵。更广泛地说，男人可能会愿意把一定范围的权力交给女人，前提是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或带来挑战。但如果她威胁或挑战了他，他就可能采取厌女行动让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因为她产生了越界的想法对她进行惩罚。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属于厌女行为，而不是性别歧视。

总的来说，我对于厌女症的论述旨在强调，不要把重点放在厌女症的个体施害者身上，而要放在厌女症的被攻击对象和受害者身上。这么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一些厌女事件根本就没有个体施害者，厌女症可以是一种纯属结构性的现象，通过社会机构、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来实施。14 其二，要认识到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性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心理的不可知性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治疗师，要想知道这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状态和最根本的动机往往是很难的（即使是作为治疗师，这样的了解也可能不可靠）。但我对厌女症的讨论不要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之后，才能指出他们在实施厌女行为或成为厌女症的帮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种我们更有条件确认的东西：女性正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面临极其严重或明显的恶意对待，原因是，她是一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换句话说，一个身处历来都是由父权主导的社会中的女人（我相信，这涉及大多数女人，虽然不是所有女人）。15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她受到这种恶意对待是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她是个女人—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可能实施厌女行为—比方说，有些女人会瞧不起其他女人，或者宣扬某种让男人逃脱罪责的道德观，但对有同样行为的女人却会严加指责。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最好是把厌女症主要视为女性所处社会环境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性别，在很多情况下还因为与性别有关的“坏”行为，遭受到充满仇恨和恶意的对待。即便如此，我不想否认，有一些人作为个体确实应该被称为“厌女者”。应该承认的是，“厌女者”是一个具有评判性的贬义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滥用这个词，以免让这个重要的语言武器失去它特有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所以，我提议把厌女者定义为实施厌女行为的“高手”：那些和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相比，格外频繁、格外执着于实施厌女行为的人。这样的定义有助于让我们承认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厌女性社会结构的同谋。但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积极采取行动反对厌女现象的人来说，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称作厌女者是错误的。这个标签应该留给那些罪魁祸首。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见识到很多这样的人。

在写《不只是厌女》的时候，我把重点放在一个抽象的观点上，那就是，厌女症应被理解为所面对的敌意，这种敌意可以用来监督和执行那些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但这个定义引发了很多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厌女症所监督和执行的那些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在我自己所处的这个号称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里（美国），又是怎样的情况？16 厌女症所产生的、那些有时显得非常微妙的社会关系，如何在生活各个领域里限制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别者的可能性？在这个体系的日常具体运作中，男性如何以不公平的方式获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厌女症与许多相关的社会弊病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这也是金伯利·克伦肖(7)所倡导的交叉性理论(8)提醒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社会弊病包括种族歧视（特别是白人至上论）、仇外情绪、阶层主义、恐同症、跨性别恐惧症和残疾歧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17

这世上并不存在通行的厌女症经验—尤其是因为基于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期望总是和其他不公正的制度交叉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女性可能面临各种不同的压迫方式。接下来，我希望能够对美国的跨性别女性和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特殊厌女症—分别是厌跨女症和厌黑女症做一些阐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权威）。作为一个顺性别(9)的异性恋白人女性，我从塔利娅·梅·贝特彻、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贾丝明·乔伊纳和很多其他对这些话题有深刻见解的重要学者那里获益良多。

《应得的权利》这本书讨论了厌女症、同情男性施害者，以及男性应得权利感（male entitlement）这些现象如何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压迫性体制合力产生不公平、不合理，有时甚至是离奇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多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期望女性为指定的、往往是拥有特权的男性（privileged men）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同时要避免从男性那里拿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渐渐地，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商品是特权男性应得的，这些男人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从女人那里得到了这些商品，作为施害者的他们还经常会得到同情—特别是在涉及性的时候，虽然绝不只限于性。

总而言之，这本书表明，男性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催生了一系列厌女行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某个男人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常常会面临惩罚和报复—可能来自这个男人，可能来自支持男性施害者的人，也可能来自她深陷其中的社会结构。

不仅如此，在这个体制中，女人经常被不公正地剥夺她们真正应得的商品，包括女性化商品和男性化商品。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包括身体疼痛得不到足够照护，难以取得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重要职位，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无权发表观点。

下面的部分章节主要聚焦男性应得权利感的不合理性，而另一些章节则关注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别者如何被剥夺真正应得的权利。在这本书里，这些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虽然它们经常需要有所不同的分析和解决办法。

揭示上面这些道德偏见及其他道德偏见的深层次逻辑，有助于我讨论下面的这些问题：反堕胎运动和反跨性别运动有何相同之处？为什么现在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庭中的“第二轮班”(10)？为什么有些男人在性侵了女性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之后，总是能够毫发无损地逃脱罪责？为什么“男性说教”(11)仍然如此普遍？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