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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加于人的性（第2页）

回到无礼这个问题：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社会后果，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采取那样偏激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做是完全违背她本人意愿的）？但是我们从社会和道德心理学中知道，事实上，人们往往确实会竭尽全力去避免扰乱某种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他们的行为受到文化脚本的约束—特别是由某种权威人物规定或建议的文化脚本。

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可以对上述观点作出最淋漓尽致的揭示。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者在实验者的指导下对一个看上去很无辜的人进行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电击9（这个人其实是实验者的合作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不明真相的参与者见到他，和他握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很可爱。这是一个被称为“体罚对于记忆的效用”的实验，实验者让参与者试着体验了45伏电击是什么感觉，这样他们就会大致有个概念，知道如果受试者对他们的提示给出了错误答案会得到什么惩罚。尽管参与者都意识到他们会给这个“学习者”造成什么痛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继续全程听从实验者的指令，对他们无助的假受害者（他一直答错）进行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电击。他们把电压升级到450伏，按下上面写有“小心：非常危险”，以及干脆只标有“×××”的按钮。尽管他们听见受试者在呻吟、喊叫、痛苦地尖叫，求他们停止，听见他在敲打墙壁，最后只剩下诡异的沉默，他们仍然没有停下来。更糟的是，那个受试者曾抱怨说自己有心脏病。

这个实验的结果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值得反思的是，绝大部分参与者显然对自己完成的任务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按照米尔格拉姆的说法，即使是在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并不赞成自己正在做的事”。10他们绝非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也没有以机械死板的“奉命行事”的心态操作设备，大多数人都抗议过，试图摆脱当时的困境。在最近一项涉及117名实验参与者的音频分析中，98%的人在实验的某个时间点说过“我不想”或“我不能”之类的话。11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实验者的提示下被说服了，继续实验。那些完成任务的人一边实验，一边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压力：浑身出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忍不住地哭泣；有一个人还像念经一样自言自语。

这个念经一样自言自语的人说的话很耐人寻味：“我得继续下去；我得继续下去。”12这证明了米尔格拉姆在《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详细论证的观点：参与者受制于一种虚假但强烈的道德义务感去遵守实验者的命令。13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当时失去了道德良知，而是很容易被灌输一种错误但高于一切而且与自己原先的想法相冲突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去服从一个以实验者形象出现的临时权威人物（在这个实验中，是一个穿着白大褂、自称是耶鲁大学科学家的人）。14实验参与者从未见过这个人，他以后也不会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任何可预见的角色。他们做这些事只得到了4美元的报酬（加上50美分的车费）。然而，大多数参与者还是把遵从他的意愿看作他应得的权利。当参与者提出异议并试图叫停实验时，实验者会按以下顺序发出提示语：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下去。

你要继续下去，这很必要。

以及，作为最后的一招：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15

有趣的是，最后一句带有最明显的胁迫性的提示语，似乎也是最没有效果的。每个听到这句提示语的实验参与者都选择了离开。16

这些实验揭示了社会脚本的力量，尤其是当权威人士参与其中时—要想摆脱这些社会脚本，就得毫不客气地抗拒这个权威人物。17这类情况可以使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对无辜的受害者施以酷刑，哪怕会受到最强烈的良心谴责。米尔格拉姆实验能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别人做什么，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做什么。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哈维·韦恩斯坦对24岁的女模特安布拉·古铁雷斯说了11次“求你了”。这是一段秘密录制的音频，2017年底被公开，这导致了韦恩斯坦的彻底倒台。18在录音的前一天，65岁的韦恩斯坦摸了她的胸—这让她决定报警，并同意在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戴上窃听器。他执意要她去他的宾馆房间，一开始他的语气明显带有胁迫性。（韦恩斯坦：“我现在告诉你，你给我马上进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现在必须进来。”“不。”古铁雷斯马上就很坚决地回答，但还是听得出来有点为难。）接下来，韦恩斯坦突然狡猾地换了语气，变成了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第一种提示语那样的措辞。（他接下来说的是“求你了”。）随着他重复这个“求你了”（比如，“过来吧，求你了”），古铁雷斯越来越难以坚持拒绝了—因为再拒绝就越来越不能为社会接受了。这就是韦恩斯坦看上去很温和但实际很冷酷的施压。显然，他不仅对古铁雷斯越来越强烈的痛苦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希望造成这种痛苦，使她屈服于他。确切地说，并不是说古铁雷斯的“不”对于韦恩斯坦来说意味着“好的”，而是说她的“不”毫无意义—听到这个“不”只会让他继续要求，继续催逼，继续纠缠。他反复提醒她，他很了不起（“我是个名人”）；反复提醒她，她在违反某种社会脚本（“你这么做让我难堪”）；她拒绝听从指挥；她难以共事。

韦恩斯坦有强大的人设—即使是在他的行业权力之外，他也能用它达到任何目的，让他的很多目标轻易成为他的猎物。这样的人很容易让一个比他地位低的女性产生一种错误的义务感，还有（通常是有理由的）恐惧，使她们无法抗拒他的建议。她甚至可能会被说服，积极参与到他对她身体的性控制中：她不愿意和他有性关系，但却更不愿意继续对他说“不”。所以，她可能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她不想要的性行为，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性本身—全然不是。她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社会规范要求她必须规避的后果。

韦恩斯坦把另一个目标埃玛·德·科内引诱到他的宾馆房间，并沿用了他的惯用伎俩。他洗完澡出来后让她和自己躺在床上，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吓了一跳。“我们什么都没做！”她记得他这么说。他试图说服她，说这个场景很浪漫。他说：“这就像迪士尼电影一样！” （另一个受害者称他的骗局是“糟糕的童话故事”。） 德·科内用尽了全身力气：“我看着他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说：‘我一直很讨厌迪士尼电影。’然后我就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心神不宁，浑身颤抖，惊恐万分。19

能够行使这种权力的并不只是那些拥有超级特权的男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婚姻里也会存在。在最近发表于沃克斯（Vox）网站的一篇文章里，一名女性描写了她自己“心灵最深处最阴暗的事实”，这是她在结婚很多年后最终在婚姻咨询时才透露的：在八年的婚姻中，她感觉自己被丈夫性侵了。20 “这种我不想要的性时常让我感到恶心，” 她说，“有一次，我不得不直接从床上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马桶吐了起来。”可是，在那次咨询之后的15年里，她仍然很难承认这些糟糕的现实。她不敢告诉丈夫她不想和他有性行为，不敢拒绝他，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这发生的一切。于是，她写道，“我尽可能讨价还价，找借口不和他睡在一起。我甚至因为生病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他而高兴”，虽然“理智告诉我，我有权拒绝”。实在没办法拒绝的时候，她就让丈夫一个人在她身上忙活，她自己看书分散注意力。她拒绝他的亲吻。“我和他讲好：你可以干我，但不能亲我，而且我不需要假装我愿意。他接受了。”她继续写道：

这个人知道我不愿意，这个人知道我为我们之间缺乏情感交流而深深痛苦，这个人知道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侵犯—我很清楚地告诉过他，而我还要接受他的性要求，这让我非常伤心。他在我不想要的性里仍然可以得到享受，仍然感觉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知道这一点让我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性玩偶。我觉得失去了自我。

但我还是会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