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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吴篇，卫温探索台湾岛（第2页）

导航技术方面，除传统的“观星望斗”外，船员已能利用“季风规律”与“海底泥质”判断方位，章安当地渔民世代相传的“针路”知识，为航线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船队携带了大量农具、铁器与布匹，既用于途中自给，也计划与海外部族进行交流。

出发时间的选择暗藏深意。黄龙二年春正月正值立春之后，东南沿海盛行东北季风，利于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

据叶哲明教授研究，结合台州当地“元宵节前不外出”的民俗推断，船队实际起航时间可能在公元230年2月24日前后，此时海面风浪相对平缓，且季风条件最为适宜。出发前夕，孙权亲临章安港检阅船队，颁布诏令强调“普天一统，开拓海疆”的使命，这一场景虽未见于正史记载，但从后续史料对此次行动的定位来看，其仪式感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此次远航的目标，孙权在诏令中明确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二者的优先级存在差异。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亶洲因“徐福东渡”的传说与“有数万家”的记载，更受孙权重视，其潜在的人口与资源价值被寄予厚望；夷洲则因距离较近，被视为次要目标与可能的补给站。这种目标设定，为后续卫温与诸葛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海洋征途：风浪中的航线与探索

卫温与诸葛直率船队从章安港起航后，首先沿浙东海岸线向南航行，途经永宁港（今浙江黄岩）、东冶港（今福建福州）等地进行短暂补给，随后驶入台湾海峡。

据现代海洋史学研究，船队采用了“沿岸航行与远海横渡相结合”的航线策略，这既符合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指挥官的谨慎考量。

初期航行借助东北季风与台湾暖流，进展较为顺利。《临海水土异物志》中“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的记载，精准描述了章安港至夷洲的大致距离。

船队在穿越台湾海峡时，可能经过了钓鱼岛海域，据学者推测，卫温船队的航线大致为“章安—台州湾—渔山列岛—钓鱼岛—台湾北部”，这条航线既利用了黑潮分支的助力，又避开了外海的狂风巨浪。

航行途中的挑战远超预期。尽管选择了相对适宜的季节，但海洋天气的多变仍给船队带来巨大威胁。《资治通鉴》中“风波难测”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当时船员面临的困境——突如其来的暴风可能掀翻舰船，浓雾天气常导致船队失散。

考古发现表明，东吴舰船虽已配备“尾舵”与“风帆”，但操控性仍有限，船员需依靠人力划桨辅助航行，每日航行里程通常不超过百里。

更严峻的是疾疫的威胁。由于船舱内空间狭小，淡水与食物易受污染，加之船员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极易引发传染病。

据《三国志》记载，船队“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八九”，这一伤亡比例既反映了远海航行的艰险，也为后续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医官虽配备了草药与针灸工具，但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仍束手无策，只能采取隔离病患、焚烧污染物等原始防疫措施。

经过约一个月的航行，船队终于抵达夷洲北部海岸（今台湾基隆一带）。据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夷洲“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

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当地土着族群“各号为王，分划土地”，过着定居农耕与渔猎结合的生活。卫温与诸葛直并未立即展开军事行动，而是先派遣使者与当地部族首领接触，这一举措既出于对未知环境的谨慎，也体现了东吴政权的经略思路。

关于船队在夷洲的活动，史料记载虽简略，但仍可勾勒出大致轮廓。从“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记载来看，东吴军队与当地部族可能发生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未进行大规模征伐。

沈莹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中详细描述了夷洲土着的生活习俗：“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这些细节极有可能来自卫温船队带回的情报，甚至有学者推测沈莹本人曾参与此次行动。

在夷洲停留期间，东吴士兵与当地土着进行了初步的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台湾台北曾出土东吴时期的掌印砖，砖面的线纹、鱼状纹与席状纹，与章安地区同期墓葬出土的砖块纹样完全一致；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发现的炼铁炉遗址，暗示东吴可能将炼铁技术传入当地。这些发现表明，卫温船队不仅带回了人口，更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