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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吴篇，卫温探索台湾岛（第3页）

在夷洲停留期间，东吴士兵与当地土着进行了初步的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台湾台北曾出土东吴时期的掌印砖，砖面的线纹、鱼状纹与席状纹，与章安地区同期墓葬出土的砖块纹样完全一致；台湾十三行文化遗址发现的炼铁炉遗址，暗示东吴可能将炼铁技术传入当地。这些发现表明，卫温船队不仅带回了人口，更开启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

寻找亶洲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据《三国志》记载，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关于其具体位置，史学界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是日本列岛，但结合“绝远”的描述与航海技术水平，这一说法难以成立；有学者推测为北美洲西海岸，但缺乏直接证据。

卫温与诸葛直在夷洲休整后，曾尝试向东航行寻找亶洲，但因“风涛险阻”与“粮食将尽”，最终不得不放弃，转而准备返航。

四、归途悲剧：“无功而返”的命运终结

黄龙三年（231年）春二月，卫温与诸葛直率领残存的船队回到章安港。此次远航历时整整一年，出发时的万人甲士仅余千余人，大部分死于疾疫与风浪，船队带回的只有数千名夷洲土着。

当疲惫不堪的船员踏上陆地时，等待他们的并非封赏与赞誉，而是孙权的雷霆震怒。

孙权对此次远航结果的不满，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

首要原因是未能达成寻找亶洲的核心目标。在孙权的战略构想中，亶洲因“世相承有数万家”的记载，被视为可大规模扩充人口的“海外沃土”，而夷洲仅被视为次要目标。

卫温与诸葛直未能抵达亶洲，被孙权认定为“违诏”——即未能完成诏令中明确的核心任务。

其次，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资源消耗让东吴政权难以承受。万人军队是东吴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此惨重的损失削弱了其国防实力，与“欲俘其民以益众”的初衷形成强烈反差。

陆逊与全琮此前的劝谏——“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不幸成为现实，这让孙权在朝臣面前颜面尽失，必须寻找替罪羊以平息非议。

此外，政治斗争的暗流可能也影响了二人的命运。黄龙三年前后，东吴政权内部围绕继承人问题的矛盾已逐渐显现，卫温与诸葛直作为军中将领，可能无意中卷入了派系纷争。孙权以“无功而返”为由诛杀二人，既可向反对远海开拓的势力妥协，也能借此震慑军中将领，巩固自身权威。

关于二人被诛杀的具体过程，《三国志·吴主传》仅有简略记载：“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资治通鉴》则补充了“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的背景，进一步解释了孙权震怒的原因。

从史料记载来看，二人并未进行公开抗辩，也未见朝臣为其求情，这既反映了孙权晚年的刚愎自用，也说明当时东吴朝廷对远海开拓的价值认知存在严重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卫温与诸葛直带回的夷洲人口，最终并未对东吴的人口结构产生显着影响。这些土着因“水土不服”，大部分在短期内死亡，少量幸存者融入了东南沿海的族群。

但此次行动的历史意义，远非“无功而返”所能概括——它首次以国家名义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起点，这一意义正如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中所言：“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莫不以理番为务。”

卫温与诸葛直的悲剧结局，也折射出古代王朝海外探索的局限性。在“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中，远海开拓常被视为“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举，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而君主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了探索行动的成败，一旦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执行者便可能成为牺牲品。

尽管如此，卫温与诸葛直的远航仍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经验：隋代隋炀帝三次派遣使者前往流求（今台湾），唐代东南沿海与台湾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宋代将澎湖划归福建管辖，这些发展都建立在三国时期开创的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基础之上。

五、历史回响：远航的遗产与意义

卫温与诸葛直的夷洲之行，虽以悲剧落幕，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此次远航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

在领土主权层面，此次远航首次以官方行动确认了台湾与大陆的隶属关系。尽管东吴未能在台湾建立长期的行政机构，但卫温船队的抵达与短暂驻留，已构成国家权力对台湾地区的有效覆盖。